三、流亡关内的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高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始于欧洲平原，而是发生在中国东北。在面临亡国的危难之际，东北人民奋起抵抗。民族危机深重地存在着，发展着，这种始于东北的失家之痛使得东北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得到强化。
罗烽的创作必然地与黑土地的抗战发生关系，因为他全部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将他个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和命运体验提升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感受和体验的高度上来，他表现着自己，同时也在表现着我们的民族。沉痛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揭示东北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屈抗争，是罗烽抗战文学的核心主题。罗烽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个信息，一声呐喊，一种能够激发每一个中国人深层意识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审美存在。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流亡关内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多么超前，也不是说他们在艺术上是多么精粹，而是他们的特殊境遇和在这种特殊境遇中的生命体验所自然具有的文化心理和文学素质，是为当时关内知识分子所不易具备的。
东北这块土地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侵略的形式霸占了的，东北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为国家大义，与日寇为战，而东北流亡作家的文学作品写的就是这块沦陷了的土地上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存在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一种价值，就是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一种象征形式。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对于他们绝对不是外加的另一重意义和价值，不是他们经过努力才“学习”到的一种思想、理论或本领、才能，而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形式本身，是他们身上的一种近乎自然的社会素质。对于文学和作家而言，这种自然素质的东西实际上远比那些有意识地追求着的东西更加重要，更能体现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与美学价值。假若说20世纪30年代废名的小说更具有自然性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自然性品格；假若说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色彩而较少民族性内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更具有民族性内涵而较少现代性色彩；假若说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更具有抽象的人性价值而较少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蒋光慈等革命文学家的小说更具有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抽象的人性价值，那么，东北流亡作家就是在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和现代性、人性和现实性有机结合起来（王富仁语），真正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注入了更饱满、更充沛也更坚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