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崇高庄严”的精神既来自人的社会性本能，又服从于社会性本能，而且它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战争的动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战争总是需要勇气和绝对的献身精神。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等级的兄弟关系，以及紧密的民族关系，这两种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推动力。因为，这两种关系可以汇聚许多人的意志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去服务于一个新的目标。从理论方面看，我们有两点发现，一是私人利害关系的微不足道，二是公众利益的生命力；从实践方面看，也有两点，一是事实上的不舒适感，二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拴在平庸的工作上，这实际上已给他造成了损失。上述的四点促使我们对“存在”进行重新评价，同时标志着个人的发展的新篇章的开始。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当中的人说，任何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动机都是值得尊敬的。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看，出于某种动机而甘愿牺牲的自愿行为是值得尊重的；而把自愿牺牲当作一种用以掩饰不明动机的借口时，就不值得我们尊重了。如果一个人积极地将自己的道德贡献服务于国家理想，同时只相信对含有责任和信仰的爱国主义的权威证明，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很有可能忽视或者弱化对非主流问题——其特点在于能够显露出整个时局向正面发展还是向负面发展的迹象——的考察。然而，恰恰是对覆盖整个战争动员的群体性情结的感情和美德的充分认可的出现，造成了对大众心理的主要危害。我们已说过，当好战性与爱国主义联合起来时，它需要具备一种近似宗教性的尊严。但是，无论具备与否，它必然要求尊严依赖于一些超越情感和本能的限制之外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情感和本能就无法为一种永恒的道德——价值的虚伪表象是真正的价值的最糟糕的敌人——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