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对“士绅社会”这个“中层理论”的反思。“士绅”角色的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受到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重视，而且提出把“双轨制”作为理解基层组织与上层政权关系的“中层”认知框架。其要点可表述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上层由皇权官僚所控制，而基层乡村社会则由乡绅统领，行政职能的作用被限定在县一级，县以下由乡绅组织操控。“士绅社会”理论后来由瞿同祖[14]、张仲礼[15]等旅美学者继续深化发展为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模式。在美国中国学兴起的区域研究热潮中，魏斐德[16]对华南社会组织的观察与孔飞力[17]对湖南地方势力崛起的分析都曾得益于“士绅社会”的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周锡瑞进一步扩展了“士绅”功能的多重分析[18]。对此研究转向，黄宗智则认为，只把乡村组织的领导核心认定为是“士绅”阶层是有问题的，应更进一步延伸到对士绅以外统治势力的理解。[19]杜赞奇继承了这个问题意识，提出“文化的权力网络”这个更为广泛的“中层”概念，明显拓展了基层领导核心的组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