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周晓虹对此问题的看法与笔者所持的立场相同，周晓虹认为：“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也必须向社会学借鉴各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前者不应成为后者简单的拷贝或复本。这种说法的含义主要有两层：其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侧面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显然不应以抛弃历史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为前提；其二，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社会史学有其不同于社会学的特殊性，因此，在社会史学领域简单照搬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就难以达到正确研究历史上的社会或社会现象的目的。”②即使是一些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必须考虑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同的学科特征及学科要求，如“口碑资料收集方法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史学带来了史学领域的‘史料革命’”。“这种方法的使用除了受到因社会史研究而起的整个史学研究的视角转换的左右外，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显然受到现代社会学中十分普及的访谈法的深刻影响。但是无论怎样，社会史常用的口碑资料收集法和社会学的访谈法都是有区别的：前者涉及的是历史见证人在以往的年代里的经历和感受，而后者涉及的则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在当下的具体状况和感受。一句话，前者涉及的是经验，后者涉及的是行为。”①正因为“社会史学和社会学是两门不同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要想将社会史学研究引入健康向上的轨道，除了在指导思想、研究视角和史料开拓等方面狠下功夫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实现社会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与社会学的整合”。而不是简单地将历史资料或史实套入社会学的模式之中——“社会学化”。所以，霍布斯鲍姆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社会的历史不能依靠运用其他科学内容贫乏的现成模式来写，它需要架构恰当的新的模式——或者起码需要把现有的框架发展成模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