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是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有一次以矮纸尺幅画初春野树,觉得需要一点绿,我就挤了一点菠菜汁在上面。我的小说也像我的画一样,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又我的小说往往是应刊物的急索,短稿较易承命。书被催成墨未浓,殊难计其工拙。
这一集里的小说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在思想上和方法上有些什么不同?很难说。几年的工夫,很难看出一个作者的作品有多少明显变化。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很难像青年作家一样会产生飞跃。我不像毕加索那样多变。不过比较而言,也可以说出一些。
从思想情绪上说,前一集更明朗欢快一些。那一集小说明显地受了三中全会的间接影响。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做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说的内容渐趋沉着。如果说前一集的小说较多抒情性,这一集则较多哲理性。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我想,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当然,说不同,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把这一集的小说编入上一集,或把上一集的编入这一篇,皆无不可。大体上,这两集都可以说是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