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要看怎么样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高特龙神甫。放心，冯太侬神甫已经不在圣·保禄当助理了……”
“好，咱们吃饭罢。”特·葛朗维院长接着说。
“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饭桌上空气很愉快。真有学问的人，饱经世故而能说善道的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只要他们肯讲。他们绝不受什么环境牵掣，要就是态度沉闷，要就是妙语横生。对这种风雅的玩意，梅特涅亲王的本领不亚于查理·诺第哀[57]。政治家的诙谑像钻石一般雕琢得玲珑剔透，每句话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这三个优秀人物之间保持体统，便尽量发挥他的才智，那么细腻，那么温厚，又像以职业关系而惯于把自己的思想隐藏的人一样机灵。当然，那次的谈话没有一点儿无聊与庸俗的气息，对听众的精神作用好比洛西尼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