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虚”是“气”“神”“韵”“境”“味”之根
毫无疑问,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形而上的追求和形而下的实践是人的活动的共同特征。中国古人在标举超脱逍遥体道的同时,也重视伦理道德、经世致用之学,西方人则标举科学理性的精神的同时,也信仰上帝,也重视伦理,追问宇宙、人生的本体意义。因此,我们用中国人崇尚形而上,西方人崇尚形而下来概括两种文化思想的个性,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但无可避讳的事实是,西方的文论与其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具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中华古代文论则与超脱逍遥体道之学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其中的原因在于中西方对文学的价值、地位的看法不同。在西方,基督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习惯于把人的精神自由问题归入宗教的领地、神的领地,而与文学无关。这样,文学在古代西方并不十分发达,文论也相对地显得比较贫弱,超验的神性高于一切,文学和文论都处在比较低下的地位,这在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都表现得比较明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把人分成九等,诗人只是属于第六等人,与手艺人、工匠在同一等,他们都是制造器具的,其工作由奴隶、平民做,奴隶主、贵族是不屑于做的。更有甚者,认为文学、艺术“与真理隔着三层”,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不具有真理性,而且还迎合人性的低劣部分,这样柏拉图就决定把诗人作家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柏拉图的思想对西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则认为文学低于理念,文学不过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它的真实性也就比理念要低,在辩证的发展中,文学和艺术都必然要被拥有绝对真理的哲学所取代。总之,西方的多数学者都把文学归入到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领域,真理性、真实性这个比较实在的现实问题,就成为西方文学的实在问题和核心命题。尽管席勒、尼采等相信文学、艺术可以取代宗教,真实性不是文学的主要问题,但占主流的看法仍使西方的文学把真实性及其相关的形象性、典型性作为中心的范畴。当然,他们也讲美和善,也讲想象和象征,但美和善要以真为基础,想象和象征也要有真实的品格。他们始终重视的是实有,而不是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