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秦汉时期的文化交流史证明，尽管各地、各族乃至各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交流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任何一个民族不能以“老大”自居，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他族、他国，否则必然会招致反抗，并对文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中国古代，汉文化在与周边各族文化的比较中，一直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因而在社会中流行着一种轻视他族文化的“优越感”。如班固《汉书·匈奴传》说：“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种以我为中心、以老大自居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中相当普遍地存在，因此很具有代表性。如一代大儒董仲舒就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43]很显然，在董仲舒的心目中，汉文化与匈奴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者不是平等的关系，有优劣之别。这种心态有时也反映到政治上，并对秦汉时期的汉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典型的如王莽时期，本来汉与匈奴关系自宣帝以来一直较为稳定，数世不见烽火，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由于王莽采取民族歧视政策，侮辱性将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以不平等的方式压迫人，结果导致汉与匈奴的关系再度恶化，战火又起。又如东汉时期不断内迁的羌人，本可以与汉族人民友好共居，但由于东汉政府官吏及豪强对他们的欺压、奴役，引起羌人的不断反抗，战火连绵。东汉初年班彪就说：“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至反叛。”因此他建议对羌人进行安抚，令护羌校尉“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44]。名将赵充国正是采取了这一策略，所以才在中国西北边境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同样，东汉时曾强盛一时的北匈奴，也因为采取民族压迫政策而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45]，最后被汉军彻底击溃，匈奴主力离开了中国边境走上了遥远的西迁路程。可以说，匈奴在与汉朝的斗争中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应归咎其对西域及其他民族的不平等政策。而汉族则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强大。总之，秦汉时期的文化交流史说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对于促进各自的文化发展都是有利的，那种排斥、压制其他民族文化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