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史家的通史著述对后来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从《通典》成为“十通”之首，可以得到最有力的说明。
（五）历史笔记的勃兴
刘知幾《史通·杂述》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说的“偏记小说”，包含十项，其中“小录”、“逸事”、“琐言”、“别传”、“杂记”等，似属于历史琐闻笔记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是从秦汉以来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表现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刘知幾的高明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以认为：“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105]从历史琐闻类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的意识，从而使它们提高了在史学上的价值。
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阶段。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十余种书，基本上都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其所举“小说故事类”诸例与“历史琐闻类”诸例，半数以上亦系出于晚唐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