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德与米勒的分析是这样的：在那次飞行中，该飞行员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恐怖与引发恐惧的刺激中（爆破、战火、战友的死亡等等）。在当时情境下呈现的线索与强烈的恐惧联结，飞机本身、引擎的声音，甚至有关飞机与任务的想象或想法都会唤起恐惧。然后，一种强烈恐惧的驱力被学习来对所有这些线索做出反应。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恐惧并没有只局限于某组特定的线索，而是类化到其他相似的线索与情境中。它如影随形，当飞行员靠近其他飞机，想到飞机，被问及飞行之类的事，都成为刺激恐惧与恐慌的线索。
但是当我们离开使我们恐惧的事件，恐惧就消失了。因此，这位飞行员很快就发现只要避开飞机他就觉得较舒服。当他谈论起飞行，该焦虑又出现了；当他改变谈论主题时，焦虑则会减轻。这些逃避反应被学习成为习惯，任何可减轻恐惧的事物都变成一种学习来的逃避反应。
多拉德与米勒的分析让我们了解到学习的过程如何影响人格的功能。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辩称这个飞行员的案例仍然遗漏了些什么。举例来说，为什么并不是每一位飞行员有此经历后都产生恐惧反应？是否在此特殊的飞行任务中，得恐惧症的飞行员其经验要素与那些未得恐惧症者不同？或者回到先前熟悉的人格主题？也就是说，用学习来解释是否能让我们忽略先前存在的人格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