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任国桢的交往，在鲁迅日记与书信中都可以觅得痕迹，这关系着鲁迅与党的联系问题，也成为研究者考论鲁迅与早期左联之关系的重要依据[5]。最初揭示这一联系的是1926年春来到哈尔滨参与党组织工作的作家楚图南，他的《关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和任国桢通信的一些情况》《鲁迅和党的联系之片断》《忆鲁迅》等文章均围绕这一联系展开，内容涉及的主要信息几乎重合，在此以影响最大的第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原载于《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最初成形于1977年6月28日下午胡奇光、黄乐琴、李兵、王锡荣等人对楚图南的访问记录，文稿后特意注明“记录经本人审阅过。这份编辑文稿，又经本人审阅修改”[6]。这篇文章揭示几则关于鲁迅与在哈尔滨活动的早期共产党人任国桢交往的重要信息：其一是1927年秋到1928年春任国桢与鲁迅的通信是经楚图南转递的，并且他都看过；其二是关于1928年春天一封信内容的回忆，其中内容主要有三段：一是鲁迅对上海有些人的围攻“表现很不服气”，二是鲁迅想找些马列主义文论来看，“从理论上加深认识”“并更比较有把握地进行战斗，三是鲁迅知道任国桢“现在干的实际斗争工作”，因此希望他能够“介绍一些书”[7]；其三是党的六大代表途经哈尔滨时，楚图南向王德三汇报了鲁迅与任国桢的交往经过，周恩来得到消息以后表示“如果真像鲁迅信里所讲的情况的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他，争取他”“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8]。着重强调了鲁迅对任国桢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产阶级工作的了解，以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表示要求团结鲁迅，对鲁迅成为左翼作家联盟旗手起到了关键作用。1979年锡金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的文章《鲁迅与任国桢——兼记与李秉中》，进一步详细补充了鲁迅在1925年以前对任国桢向塔斯社和《真理报》寄稿时的指导，并与李秉中等其他青年相对比，凸显出由于任国桢专为革命而研究革命文艺的专注和坚定甚为鲁迅所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