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文强等人都不知道,林钧早已是中共党员,在“五卅”运动时期就已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北伐革命中又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并当选为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秘书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淞沪警备司令部杨虎、陈群发布的《通缉令》中点名捉拿的“反动共产分子”,头一个就是林钧。
此后,林钧也参加了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也经香港撤退到上海,只是当时与走过同样路线的文强未曾相识。
30年代初,林钧曾被捕入狱,后由曾在上海大学当过他老师的邵力子保释出来,但却因当地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了组织关系。
抗战爆发后,林钧与八路军上海办事处接上了关系,并以他任校长的华华中学为依托,帮助办事处接待出狱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解决食宿问题。
在与文强等人接触后,林钧便又按照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带着陈默等一批学生和工人参加了浦东国民党抗日游击部队。
文强他们在奉贤县勘测时,得知县看守所里关押着一个因绑票案被判死刑的上海汽车司机丁锡山,尚未执行。他们又了解到,此人是奉贤县邬家桥人,文化不高,但年纪很轻就闯荡江湖,与当地一些劫财绑票的匪盗有联系,且有一定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