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富国强兵、科技实学。《食货志》序称：“日本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然闻其国用则岁出入不相抵，通商则输出入不相抵，而当路者竭蹶经营，力谋补救，其用心良苦，而法亦颇善。观于此者，可以知其得失之所在矣。”[38]在作者看来，求富之路，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维新带来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兵志》序又称：“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眈眈虎视者乎。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槃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各国深识之士，虑长治久安之局不可终恃，皆谓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结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来看，作者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量可谓明澈而清醒。作者认为：“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而其兵制多取法于德，陆军则取法于佛（法），海军则取法于英。故详著之，观此亦可知欧洲用兵之大凡。”虽言日本，而意亦含欧洲。作者进而指出：“今天下万国，鹰瞵鹗视，率其兵甲，皆可横行。有国家者不于此时讲求兵制，筹一长久之策，其可乎哉！”[39]他在讲到英国海军之强以及日本欲效英国之法时，又强调指出了上述见解。[40]黄遵宪认为，富国强兵之道，固与“政从西法”密切相关，但绝离不开工艺实学的发展。他在《工艺志》序中论道：中国古代原有重视工艺实学的传统，可惜“后世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以致“实学荒矣”。他慨然指出：“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区。余尝考求其术，如望气察色、结筋搦髓、破腹取病，极精至能，则其艺资于民生；穷察物性、考究土宜，滋荣敷华，收获十倍，则其艺资于物产；千钧之炮、连环之枪，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则其艺资于兵事；火轮之舟、飞电之线，虽千万里顷刻即达，则其艺资于国用；伸缩长短，大小方圆，制器以机，穷极便利，则其艺资于日用。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41]这一段议论，同前文所引王韬《漫游随录·制造精奇》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谓同曲同工，识见相谐。所不同的是，黄遵宪对“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的趋势，更有紧迫之感，而对中国士大夫“喜言空理，不求实事之过”，尤有切肤之痛。他后来成为改良主义的推行者，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