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基本形成体系的“工学团”运动时期为例[2]，着重探讨从早期“乡村师范”所反映出来的以“生活”为中心的“集团”论[3]转向注重“集团”和“生活”相互影响、互为媒介，设想一种“平等和自由”辩证发展的“集团”论这一发展过程，分析“工学团”如何继续继承和发展“集团”论思想，从而对“工学团”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初步的考察。
在“乡村师范”时期，由于晓庄师范学校校友支援了“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该校遭到了蒋介石的封闭[4]。当时，陶行知发表《护校宣言》，揭露了国民党“革命”政权的本质。他指出：“和记洋行是英帝国主义在南京的经济侵略机关”，他们镇压工人，造成多人受伤，多人失踪。“这种惨无人道的情形，在革命政府之下，应当不应当纠正？”“革命政府一面喊着革命外交的口号，一面交换礼炮，”“允许日本舰队入长江，他们如入无主人之国。”“这种侮辱主权的行为，在革命政府之下，应该不应该忍受？”[5]他还指出：“在教育上不能开辟租界。”[6]面对晓庄师范的被封闭，陶行知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并认清了国民党“革命”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