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风日败，明代中后期的士风亦如同江河日下，衰败不堪，一改明初务实、向上奋进之势。如嘉靖、万历时人于慎行描述当时士大夫的士风时说：“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宝诀，自谓救时良方，不知其乃膏肓之疾也；进退人才用‘调停’二字，区画政机用‘作用’二字，此非圣贤之教也。夫贤则进，否则舍，何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作用？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为才，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兴也。”[169]《明史·文苑传二》称：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以放荡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才情轻艳，倾动流辈，传说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上下相慧，新与旧相悖，少年与长辈相持”[170]，更成为晚明士大夫普遍的风气。他们对功名富贵的追逐，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狂热。戏剧家孙钟龄创作的《东郭记》，为世人描绘了名利熏心的儒林众生相，堪称当时士大夫的生动写照。所以苏州府的张汉儒在时政《奏疏》中，曾将当时的士习斥为一害。他说：“朝廷崇儒养士，岂欲俯首从人。今士习之坏于吴下也甚矣。如静养好修者勿论；独有一等轻狂恶少，如钱斗、邵霖、顾茂明、冯舒、朱镳等，依恃（钱）谦益、（瞿）式耜，或门生，或亲族，或门干，名借复社，势倚东林，借口可杀不可辱，一夫填膺，群呼争赴；一事启衅，众怒强梁。或供私事泄愤，托各公呈，拥挤县堂，号为义举；或借同袍为名，指称义愤，嚷闹登门，咤为快事，即官府亦莫可谁何。儒问提举每设三等簿，州县止以奉行为故事。查行劣，止以病老旷学塞责；选德行，辄以平日钻刺填报。即如瞿谦先年毁伤杨县丞，县丞泣诉县官，而式耜则认为族弟；谦益则认为门生，把持而不敢问。横行如是，真可为痛哭流涕者，此学宫之蠹，可斩也。”[171]此论鞭辟入里，诚为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