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主义良心与人道主义良心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形式是，尽管在这种形式中各种规范的内容是同一的，但人们接受它们的动机却是不同的。比方说，不要杀人，不要憎恨，不要嫉妒，而要爱你的邻人等这些要求，既是权力主义伦理学的规范，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规范。我们可以说，在良心进化的最初阶段，权力提出了各种要求，这些要求在后来不是由于对权力的屈从、而是由于人对他自身的责任性才被遵从的。朱利安·赫胥黎已经指出，在理性和自由尚未发展到使人道主义良心成为可能的程度之前，获得一种权力主义良心，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其他人也就儿童的发展陈述了同样的观点。当赫胥黎在其历史的分析中是正确的时候，我却不并相信，就儿童来说，在一种非权力主义的社会里，权力主义良心就必得作为人道主义良心形成的一种先决条件而存在；但是，我们只能在未来的人类发展中才能证明或否认这种假设的有效性。
如果良心建立在严格而又不可攻破的非理性权力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良心的发展几乎就可以完全被扼制。这样一来，人将完全依赖于他自身之外的力量，再也不关心或感到对他自己存在的责任了。对于他来说，一切问题都是，是为这些力量所赞同，还是为它们所反对，这些力量可以是国家、一位领导者，或者是同样强有力的舆论。即令是最无伦理意义的行为——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也可能被作为权力主义意义上的“义务”来体验。“应当性”的感情对于两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因为它既可以诉诸人身上最坏的东西，也可以诉诸人身上最好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欺骗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