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把中国已接受的理想社会说成是一种伦理上的需求，无疑的，它是美好的、是合乎美学的追求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史观所在。
但是，在现实中，它无一不化作了伦理的态度去对待社会，把一切化作了伦理的活动。
这里，不仅有传统的伦理史观的作用，也有我们社会现实的因素。在这么一个小生产传统相当广泛的国家里，大工业、现代文明的力最还不是很强，那么，它引起的对抗，不正是传统的伦理活动么？于是，商品交换便是邪恶的、不道德的，“无商不奸”。贫富的悬殊急速地拉开，“不患贫而患不均”，当然更不道德：流水线上严酷的纪律，使人服从机器，以致有捣毁机器现象出现；手工艺的“审美感”为大工业所淹没……田园牧歌变得冷峻了，最后消失了。
“破四旧，立四新”，可谓是“彻底”的反传统了吧，这里，可以是不给旧道德以任何立足之地，“新”则更在于创造上，在美上。因此，说是以道德的清规戒律来匡正现实社会，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应该是以“审美”为核心了，这是关学史观的超前反映。
但事实呢？
严峻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导致的却是完全先验的道德观。社会纯洁的标志，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一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一直查到祖宗八代。祖上有任何的污点，便可以认定你这个人绝对不可靠，必须予以“消灭”或“再教育”。于是，纯洁的血统便是道德的根据及保证，血统是纯的，那就是具备了道德的要求，可以胜任一切，·否则，你就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毫无疑义，那时甚嚣尘上的“忠”的标准，就是以血统来划分的，血统纯，哪怕有什么毛病，也是“忠”的；血统不纯，再表白、再肝脑涂地，也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