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氏宗族的历代“小宗室宇”,实际上是由各支派的“祖宇”演变而成的支祠，其祭祀对象并不只是局限于四代以内的祖先。明清福建各地的祠堂，也大多是由祖厝演变而来的。如莆田县白水塘李氏宗族，明初建“专祠”之前，历年设祭于“故第厅事”。永乐时，由于“故第”毁于火灾，“子孙各随小宗世数祀私亲于室，而统祀(始祖)制干、诸先祖，岁时权寓他所而已”。至正统年间，“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合祀上世神主”1251。有些宗族虽然始终未建宗祠，但由于历代祖厝世守不失，仍可满足代代设祭的要求。如永春县湖桥李氏宗族，“自明至清，历两朝，传十余世，皆守先人故居，未尝建立祠宇”1261。由此可见，在宋以后福建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以祖厝为中心的家祭活动，曾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凝聚作用。
在清代台湾的分家文书中，也有不少关于祖厝的记载。例如，道光十五年的林氏《永存香祀田厝山埔约字》记载：“缘有共承祖父明买过林交公田厝一座….…兹因安兄弟分居，将此业留存为公，中厅安祀聚祖，为四兄弟神位。”1271咸丰六年的张氏《合约字》记载：“抽存中厅一间，同祀祖先神明……以为公业，叁大房轮流收掌。”[281光绪五年的陈氏《阉书字》记载：“抽出中厅一间，为公祠堂堂屋。”1291光绪十八年的李氏《嘱分阄约公业字》记载：“大厝二进，前后中厅系大公厝，崇奉神明祖先。”1301光绪二十四年的陈氏《嘱书付约据》记载：“正厅半间，统柜一个，埒尾田仔一丘，上世既已为公，尔等亦宜为公。”311可见，在分家时留存祖厝的习俗，同样流行于清代台湾移民地区。一般说来，在移民定居之初，既无祠堂，又无祖墓，以祖厝为中心的家祭是唯一可能的祭祖方式。因此，在移民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祖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