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邓小南提出作为“过程”与作为“关系”的制度史，见所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2003年初刊，后收入所著《郎润学史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00-503页。作者的落脚点是制度史，与本书的关注点不尽相同。
[19] 参萧璠：《皇帝的圣人化及其意义》，《史语所集刊》62本1分（1993年），第1-37页，特别是第32-33页；林郁翔：《汉代的圣人意象》，硕士论文，刘增贵指导，台北大学历史系，2013年，第37-48页。
[20] 参顾炎武：《日知录》卷九“禁自宫”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350-352页。
[21] 见《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7-3618页、卷八《宣帝纪》，第272页。
九、家与国/私与公
历时性观察，信—任型上下关系与君臣关系是帝国体制的一部分，确切地讲，是随着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产生而出现的，不过，更深入地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关系看似次生的，实际是原生的，反而是普遍的礼仪型君臣关系乃帝国时代的产物。两者所依托的信任型关系根植于家庭、邻里等日常往来的熟人世界[1]，自人类出现以后就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