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死亡后的影响力，郭沫若在《聂嫈》中通过聂政的姐姐聂嫈的行动、酒家女的行动进行了渲染。在剧作中，郭沫若同样对暴政进行了批判。当卫士长三问：“聂政为甚么要杀我们的国王和宰相呢？” 酒家女回答：“你们晓得不晓得国王和宰相的罪恶呢？……你们假如晓得如今天下年年都在战乱，就是因为有了国王，你们假如晓得韩国人穷得只能吃豆饭藿羹，就是因为有了国王，那你们便可以不用问我了。”郭沫若借这一问答，使刺杀行为与死亡的意义超越了对暴政的抵抗，而提升为对国王及封建君权制度的批判。“我们的血汗成了他们的钱财，我们的生命成了他们的玩具。他们杀死我们整千整万的人不成个甚么事体，我们杀死了他们一两个人便要闹得天翻地覆。”死亡—精神—平等观念，这一切激发了卫士甲的反思，他“挥拳大呼”：“啊，朋友们！我们来杀死这一些没良心的狗官啊！……朋友们你们有良心的，便请来帮助我把这几位好人的尸首抬进山里去吧！你们有良心的，便请跟着我来，跟着我山里做强盗去吧！”。随后众卫士为之响应：“好啊，我们做强盗去！我们做强盗去！……”[22]显示了批判精神由个人而至集体的散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