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学产物，近现代通俗历史演义融合了新旧文学的各种思想艺术风貌，显示出以庞杂、低俗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形态，但其社会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五四作家们的短篇历史小说。直到今天，我们在众多以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中，在长盛不衰、越播越红火的“皇帝戏”“清宫戏”等影视剧作中，都可窥见通俗历史演义的影子。可见这些20世纪才出现的新型艺术形式，承载的却是中国最古老、最通俗的传统文艺因子。
（三）新文学历史小说的“现代”追求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短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应是鲁迅于1922年发表的《补天》（原名为《不周山》）。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会发现“《补天》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样，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质，并表明中国历史小说艺术发生的根本变革，为现代历史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8] 鲁迅后来又创作了《奔月》《铸剑》《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等作品，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历史小说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历史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历史小说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中国现代小说基本形式的确立；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新的历史观念的产生；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怀及其相应的历史知识。”[9] 鲁迅的历史小说正是在这三个条件之上产生的。它们所表现的，是作家对数千年封建历史的整体观照与反思，是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哲理性概括与广义象征。鲁迅的历史小说虽然不是取材于历史记载和确凿的历史事实，但它们在整体上表现了一种比古人的历史记载更全面、更接近历史的本质的真实的现代性历史观。例如在《补天》中，作家通过女娲补天的古老神话传说，形象地提出并回答了“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缔造者？谁是中国文化的创始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从而戳穿了数千年以来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历史家宣扬的“帝王史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历史小说刚一问世，就站到了历史文学的“现代”制高点上。鲁迅历史小说的艺术形式，还具有了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与20世纪西方文学、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形成一种彼此照应乃至同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