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第二次废黜太子，圣体虽然也曾“少有违和”,但比较冷静，未像前次那样痛苦和愤懑。因为他总结历史经验，从制度上认识问题，发现立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太子可能更好。二次废太子之后数月，因汉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皇太子，康熙对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已找到了预立太子矛盾特别尖锐的原因在于制度。一是这种制度本身就必然导致太子与皇帝分势分权，使皇权不能绝对统一，而且导致太子与诸皇子之间矛盾尖锐；一是由于清代存在以封建领主制为其特点的八旗制度。诸皇子成人之后，照下五旗诸王一样，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各自的所属人员又“各庇护其主”。这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再预立太子，更极易结党。太子的地位、待遇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因而必然侵犯皇权，并使矛盾更趋复杂。所以，当诸王权势尚待削减之时，不宜再树一权势更高于诸王的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