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前几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又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南池子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底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10平米的、顶棚散落着烟尘的小屋，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黄浩生备课」子写作业用的桌子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高中的数学老师。他的右腿已残，只能支着拐杖走路。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也说不清，说是20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梯，故这所中学成了他惟一的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
黄浩生老师告诉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学待了24年。那时他才18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高楼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土路和青蒿的山坳里。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夕照的晚霞偷偷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