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也曾经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也曾经被简单化、教条化以至被曲解，在一定时期内使中国史学的发展受到了损害，但是，我们应当相信和尊重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理论界已深深扎根。所谓历史观的变革，这是最突出的标志和最重要的成就。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在史学方法上也非常突出。胡适、梁启超是强调史学方法的极有影响的人物。胡适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核心是强调“材料”和“证据”。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不仅对史学方法有比较系统的和具体的阐述，而且广泛地涉及历史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对其做了三重证据的概括以及他本人的实践和以诗文证史的方法。陈垣在年代学方法、史讳学方法、校勘学方法、目录学方法、史源学方法等方面多有建树。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着重指出：“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5]这里讲的“科学方法”，归结起来，一是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结合，二是对史料的系统整理，三是考证论文着意反映时代面貌。这些都符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所论，是为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