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自己说“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这是三千年历史上成败之标准，就是主权阶级（即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所以中国治世时代，必以圣君贤相并称，乃至做坏事，也必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这中间出身于知识阶级，而肯负责任能切事实的人，只有诸葛亮、王安石、张江陵（张居正）、曾国藩诸人，在三千年中占极少数。
秦汉以后，政权武力知识分裂了（从前集中于贵族阶级），所以政治上有不断的竞争，而华族就渐趋于衰弱。但是我华族在这种压迫之下（竭力奋斗继续了三千年），还做一件惊人的大事，就是对于物的工作，就其奋斗的精神言，似乎蒸气机关的发明，未必算这么一回大事，从造纸、印刷、陶瓷、漆、建筑、雕刻乃至水车、机织，件件有独到的发明，不过为知识阶级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记载，而学术的积聚性不能发扬罢了。
近五十年来，社会受环境之影响，发生了大变化，但其政治的演进可以分作几步说，第一步是知识与武力的合作（一、知识分子投身为军人，二、军人入学取得知识，三、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活动分子的合作），这中间的聚散成败，有事实的证明，不必详述；第二步，当然是政权、武力、知识的一致，但应当切实注意者，就是知识分子还是不能切实的统制物质，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发生了问题，而其所以不能统制物质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负责任、不切事实的两大弱点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