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怠政事、思慕长生，随之而来的绝不会是厉行节俭，只能是崇尚奢靡，也就是所谓的“心荡而益奢”。
第二，宰相误国。
自开元末年开始，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这就给宰相专权造成了可乘之机。先是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后是杨国忠钩心斗角，取而代之，以聚敛而“终成其乱”。
杨国忠“终成其乱”一方面是其穷凶极奢，聚敛钱财；另一方面是千方百计欲“以激怒（安）禄山，幸其动摇，内以取信于上”。天宝年间，安禄山恩宠日渐加深，又握有兵权，“（杨）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杨国忠还指使门客前去刺探安禄山“阴事”或“围捕其宅”，或将其安插在京官中的耳目贬官，使得“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第三，天下势偏。
开元中期以来，良将精兵都戍守北方，使天下之势偏重。而且，节度使权重。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所以节度使地位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