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既难下武力讨袁之决断，对于宋案和善后大借款案则除祭出“法律解决”之旗外而别无高招。宋案发生后，革命派报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主张依据法律，“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事实上，刺宋凶手应夔丞、武士英经租界会审公廨多次审讯，案情已经明朗，随后应、武两犯被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但就在审讯前一日，武士英忽于4月24日暴死狱中，不无令人起疑处。指使应、武犯案之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藏身于青岛德租界，无法引渡至沪受审；国务总理赵秉钧则公然蔑视上海地检厅之传票，以“旧疾复发”为由，拒不到沪受审；且赵、洪两人均公开为自己叫冤，声称与刺宋“无涉”。袁世凯还以近似狡辩之语气公开为赵辩护称：“甲乙谋杀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1913年5月底，上海地方审判厅开庭审理此案，被告赵秉钧、洪述祖未到庭，被告律师又以审理法官未获任命、不合规定为由，提出抗诉，结果此案未经开审即告搁置。宋案成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对于善后大借款案，国民党前倨后恭，此时亦无意为难袁世凯，仅仅是要求提交国会通过以完成法律手续，甚而“以党格保证之，必予以追认”。然而对国民党如此求台阶以下的建议，袁世凯亦根本置之不理。亲历其事的邹鲁回忆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大借款案，主张由国会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