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道德中的一个不太活跃的因素——严阵以待，与积极准备行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一道德要素时常是一种更难以秉持的美德。尤其是在完全无法预测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耐心对于那些跃跃欲试、心急火燎的人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进一步来说，急躁冒进，擅自违命行事，在要求大规模撤退的时候抗令不从，诸如此类的表现甚至属于道德的对立面。这表明，对于这类人来说，除非用和缓的或阿谀奉承的言语来刺激他们接着前进，否则很难将他们稳住。这样的思想状态会使发号施令的军官陷入一种严重的窘境，甚至作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进攻决策。［3］
道德的性质无法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来加以检验。目前的一些暂时可行的心智测试手段，只能用来判断一个士兵到底有没有当兵的前途，而无法检验那些最关键的道德要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在于耐久力的不同，但是耐久力是无法在实验室里被检测出来的，除非个别情形。一场战役或运动的最终结果要看剩余的一些人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的表现，但是，这种被逼到绝路上的、临危授命的“当下”情况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无论使用多么严格的方法。另一个证明实验室手段之局限性的例子是，在强硬果断的领导人的影响力的感召下，士兵所迸发出来的威力是不可限量的——任何人的价值在伟大的领导力的魔法作用下会发生数十倍的增长。显而易见，在实验室的极度沉闷的环境下，我们无法检测到单个人的爆发力到底有多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