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
同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写下了《治平篇》与《生计篇》。这位被后人戴上“中国的马尔萨斯”桂冠的学者，在文章中充分阐述并进一步发挥了乾隆帝的相关思想，明确提出了“为治平之民虑”的警告：
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的人口仍在缓慢而不断地增长。1825年（道光五年），统计人口为3.87亿，但估计此时的实际人口业已跨越4亿大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为4.13亿，估计实际人口已近4.3亿。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已达4.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4.5亿。这也是中国传统时代人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当时远在欧洲的两位观察家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