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梁启超《新史学》为发端的“新史学”思潮，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结合反思和变革中国史学的意向而形成的。到了二三十年代，又有以直接介绍西方“新史学”为主而汇入“新史学”思潮的，从而扩大了这一思潮的声势和影响。1922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新史学导言》，介绍美国学者鲁宾逊所著《新史学》一书。何文写道：“《新史学》这部书，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从一九一五年（按：当为1911年——引者）出版以来，风行一世。”[23]他以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新史学》各章的主要内容。鲁宾逊的《新史学》中译本1922年出版后，在中国史学界也是风行一时，为许多学人所引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的面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逮至40年代，又有把“新史学”的建设同史学作为“纯粹科学”结合起来的讨论。1944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提纲》）一文，指出：“今日正在创造中的新史学，果将如何始可成为纯粹科学？”其答案是：“一曰确认史学的对象”，“二曰稳定史学的地位”，“三曰改进史学的方法”。[24]文中提出了与梁启超不尽相同的一些认识，认为史学同其他学科以至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