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据晚清山西一位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对应而言）的自述，简单考察分析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对一个身处既不十分“开通”，又不十分闭塞，且相对富庶的内地（山西省太原、太谷二县）并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及其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并进而通过这位乡绅之眼观察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四民社会解体前后的一些现象，希望能从感性层面增进我们对这一社会剧变的认识和了解。
这个自述就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凤，1857-1942）所著《退想斋日记》。[4]从1890年到1942年，刘氏记日记凡51年，现存41年，本文特别注重废科举前后那二十年间的记载。刘氏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5]；故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中岁以后，随着鹏程万里梦想的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就远非一般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了。刘家世居太原县，刘大鹏本人在科举制废除前后一二十年间则在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任塾师。太原是山西的首县，太谷则是富甲山西的商业集中地区，刘氏一生所居均属于中国内地经济条件较好且信息较流通的区域。他眼中山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了近代中国各地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