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读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说:“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头和迹象的。疏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宽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信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因此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上下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在太宗刚刚执政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说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就多起来,而且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因为太宗认为顺心适意是小事,而国家危亡的祸殃才是大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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