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金属间价值比例的发展，在东亚与西亚及欧洲间有很大差别。东亚诸国对外的封锁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形，故其价值比例可以保持，而为西方所不见。例如在日本，金子曾被估价为银子的五倍。而西方货币比价的连续性，未曾有此纷乱之态。巴比伦系用银计算之国，只是国家并不造币，而以私铸的加印银块流通。市面金与银之比价为一比十三又三分之一，此种比率就是古代金银比价的基准。埃及人采用巴比伦的银块，但其计算则以铜、银、金等并用，于大宗交易时多以金币来计算。
古代后期直至墨洛温王朝为止，罗马的货币政策是很确切明白的。罗马当初事实上系采用铜、银并行本位制，并设法将比率定为一百一十二比一。相当于青铜一磅的银币之创立，尤有重要的意义。金之铸造全为商业货币之用，而铜渐次沦为小额交易之信用货币，仅剩代用货币的功能而已。造币之权，事实上多集中于诸将军之手，直至共和时代，金银币上多印有当时将军之名。此种造币，其动机并非由于经济上的目的，其实是作为供军队中论功行赏之用。至恺撒把持政权，才有确定的本位制颁行，实行金本位制。金银比率为每一金币值银币百枚。此项规定，使银之价格稍为上涨，可知买卖上银币之需要已有增加，金币直至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依然存在。银币之试铸亦不时被发现，如尼禄（Nero）曾铸造第纳尔（Denar），使金币之价值更为之增高。卡拉卡拉（Caracalla）以经营劣币铸造为业，其从军人阶级出身的后继者亦加以效尤。此种铸币政策（并非相传的贵金属之流向印度，或矿业之停顿），实为罗马铸币制度崩溃的主因。及至君士坦丁大帝登位方见复兴。大帝铸造新币以代替金币，每黄金一磅（约等于327.45克）铸新币七十二枚。此种新币，于买卖之际，或许依重量而计算。至罗马帝国崩坏后，此项新币依然存在。在墨洛温王朝时代，此项货币在以前属于罗马经济地域内的德意志，博得了最大的信用；唯有莱茵河的东部使用古代罗马的银币，其性质颇类于后来非洲的玛丽娅·特蕾西娅银元。至加洛林王朝，政治的重心渐自法兰克帝国的西部转移到东部；同时，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从东方输入了大量黄金，但最终从金本位制推移向银本位制。查理曼大帝经过种种不甚明了的方案后，确立了一种409克重的铸币（此项推测，尚有讨论的余地），以此铸出十二第纳尔的铸币制度——今日英国式的计算单位，镑、先令、便士即其遗留物——至中世纪末期仍然存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亦因此而多采用银本位制。中世纪铸币制度的中心问题，并非本位制问题，而是出于支配铸币生产的经济及社会性质的问题。古代对于国家之垄断铸币极为重视。至中世纪时，各封土俱有货币铸造所，其所有者即封主。故自11世纪中叶以来，加洛林王朝的铸币制度仅有一种民法上的效力而已。货币铸造的特权，名义上虽然尚为国王（或皇帝）所垄断，但铸币的生产则由手工业组织为之，由此铸币事业所产生的利润归各铸币特权者所有。货币铸造权之分散，实际上就是铸造劣币之诱因，逐渐普及于各地，以成中世纪劣币横行之势。当时流通于德国的金币，在13世纪至16世纪之间，其含量减低至以前的六分之一；英国的第纳尔，在12世纪至14世纪间，亦有同样的减削。在大苏勒德斯货币——一种两面均刻有文字的厚货币——的发祥地法国，此前曾与德国于12、13世纪时所铸造的单面文的薄货币在竞争中获胜，此项新币流通于14至16世纪间，价值减少至以前的七分之一。货币恶铸之结果是银币失去不变的计算单位之资格，故商业中金之应用大增。至1252年佛罗伦萨有重达三克半的金币铸造，技术上尽量求分量均匀，于是在货币史上乃成为创举，一时各地人士均乐于采用，新货币遂一跃成为商业上惯用的计算单位。不过货币经济上银之需求增加，故银价上涨。至1500年时，金银间的比价已从一比十二点五跃至一比十点五。此外，金属价格亦异常波动，生金属与铸币间亦产生差异。大宗交易上固然以生金属或佛罗伦萨金币来计算，但小宗交易中则以其他货币来授受。货币之恶铸，故可归咎于铸币特权者之贪欲，但同一种类的货币间，其成色重量竟有相差至十分之一的，亦为其原因。结果流通的仅为最劣之币，纯良之币已被其驱逐殆尽。铸币特权者乃益肆其贪欲，利用其垄断权发行新铸币，收回旧币。只是此等旧币仍多流通于他们势力以外的区域，故铸币特权者亦难以在其领域内贯彻其特权，只有许多诸侯间结成铸币同盟，才能发生变化。故除佛罗伦萨人的铸币凭借信用而卓著外，中世纪其实是货币发展史上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