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62年起，卢梭受教会和政府缉捕，报刊上有侮辱他的消息，这让他有被人监视的感觉。1766年旅英期间，他要承受来自身体、家庭和旧制度的压力，从受监视到受迫害，从为一人所害到为众人所害，心中更加悲观，被害妄想症发作。1762年1月，致马勒泽尔布的第二封信已有此倾向：
我渐渐与人群疏远，在想象中营造了另一个社会，我能随心所欲地培育它，没有风险，始终可靠，完全合乎我的需要，也更吸引我。[124]
1766年春夏之交，卢梭以为帮助他的人意图险恶，“他们不惜代价，将之骗到他不熟悉的国家，容易施加迫害”。1767年5月5日，他被来历不明的人追捕，从英国德比郡武通（Wootton，Derbyshire）的住处逃走，在百余公里外林肯郡的斯帕丁（Spalding）脱身。[125]情节真伪已难以考证，因为被害妄想症患者有被人追踪的幻觉，卢梭却更加相信之前的想象。那时候，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不能从周围的目光与言语中获得慰藉，就此想到《爱弥儿》出版后的境遇：“在法国遭追捕，在瑞士受粗暴对待，在英国为人贬损。”[126]有头面的人物这样做，路上的行人也如此，批判的矛头偏向浮华的公共交往，以及不公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