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五卅运动推动了各阶层民众的组织化进程。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谈到：“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工人组织方面，上海、北京、香港、河南、天津、济南等省市均在五卅时期成立了总工会。7月底，上海工会由五卅前的20多个增加到117个。全国工会会员，五卅前为54万，到1926年4月发展到124万。在工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工人运动亦日趋高涨。据统计，1926年全国有报道的罢工多达535次，几乎接近前8年罢工次数的总和（698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五卅运动的意义时，特别强调这场运动在反帝和社会动员层面的广泛影响。恽代英指出：“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知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张太雷亦指出：“五卅运动是中国民众普遍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样的普遍性的运动是中国从来所没有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都不能算是民众自觉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旗帜的显明，及民众参加运动目标的明白认识，是以前的运动所没有的。从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要遇见有组织的全中国民众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