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小品文《教学合一》中，陶行知草拟出其教学方法的构想，并在后来拓展为“教做学合一”。他这样写道：“那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必定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232]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233]
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一文中，陶行知试图阐明教育实验的意义和必要性，并以赫尔巴特、福禄贝尔和裴斯泰洛齐为例指出，他们的实验对过去200年间教育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他还以德国文化史为鉴，号召大力尝试来自异域的各种新方法，以使中国教育洗心革面。为支持自己的论证，他重新以意译加注解方式引述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的文化史观：“柏林大学保尔生曰：德国中世纪以前，狉狉榛榛，等于化外之民。及拉丁文输自罗马，民情一变。既而文化北渐，蕴成宗教变革，而民德又一进，是德人再得力于拉丁民族也。当十七世纪，法国礼乐艺术最盛，德人见异思迁，其贵族咸能以说法语为荣。及十八世纪，大风烈铁骑帝（Friedrich the Great）又定发文为学校必修科，并聘法人为高级教师。其学于法人也，可谓勤矣！此外，于英吉利及希腊之文化，皆无所不吸收。此德人师天下之期也。迨至十八世纪之处，哈里大学与郭听斯堡大学相继而兴，皆以宣扬试验精神为务。其后赫尔巴耳忒与福禄伯诸贤，先后辈出，凡所建树，皆根本于试验。虽执政者屡加干预，而其教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不数十年而弟子几遍国中。至十八世纪末叶，复与国家主义会合，以国家主义定目的，试验主义定方法，相演相成，用著大效。此后言教育者多宗德人。故十九世纪以前，德人师天下；十九世纪以后，天下师德人。试验主义实与有力焉！”[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