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号“大鲤鱼”的班长谢金成实在于心不忍了，才由强壮的战士们轮流替换着“轱辘”。一路上，施成的伤情几次发生危险，只好让他蹲在路边草地上，丁佑卿给他换了换包扎伤口的纱布，打一针强心剂。施成的毅力也很惊人，如此重伤，从不叫喊。但是，背着重伤员走长路毕竟不是办法，一来伤员立着身体，增加流血量；二来背着走路颠簸厉害，给伤员带来更大的痛苦。于是我和“轱辘”丁佑卿商量，临时制作一副担架。几个战士在路边砍了两棵粗粗的竹子，又砍了些树藤子缠绕在两根竹竿上，再铺上一些树枝、树叶、松毛之类，一支烟功夫就做成一副漂亮而舒适的担架。由两个人抬着走，施成躺在担架上，明显地减轻了痛苦，我们也放心多了。
下午，来到一个傣族寨子，稍事休息。这时我想到，如此劳累，把我们这个班累垮了，万一半路遭遇敌人怎么办？于是我和寨子里的头人商量，请他们帮助抬担架。没想到如此顺利，村里的头人轻轻说了一句傣话，立即来了两个傣族小伙子，抬起施成的担架就走。天黑了，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寨，那两个傣族小伙子不走了，他们在路边对村里大声喊叫：“赶玛玛！———赶玛玛！”说是要叫另一批人来换班，哎呀，这怎么行？这么喊叫岂不暴露了我们小小的队伍？如果招来敌人，我们是顾打仗呢，还是顾护送伤员？我毫无办法，只好十分警惕地等待着，才过了几分钟，另外两个傣族小伙从黑暗中走140来，二话没说，抬起担架就走。就这样一村一寨地传递接力棒那样交替着抬担架。直到半夜，终于到达仙鹤街基督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