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号“大鲤鱼”的班长谢金成实在于心不忍了,才由强壮的战士们轮流替换着“轱辘”。一路上,施成的伤情几次发生危险,只好让他蹲在路边草地上,丁佑卿给他换了换包扎伤口的纱布,打一针强心剂。施成的毅力也很惊人,如此重伤,从不叫喊。但是,背着重伤员走长路毕竟不是办法,一来伤员立着身体,增加流血量;二来背着走路颠簸厉害,给伤员带来更大的痛苦。于是我和“轱辘”丁佑卿商量,临时制作一副担架。几个战士在路边砍了两棵粗粗的竹子,又砍了些树藤子缠绕在两根竹竿上,再铺上一些树枝、树叶、松毛之类,一支烟功夫就做成一副漂亮而舒适的担架。由两个人抬着走,施成躺在担架上,明显地减轻了痛苦,我们也放心多了。
下午,来到一个傣族寨子,稍事休息。这时我想到,如此劳累,把我们这个班累垮了,万一半路遭遇敌人怎么办?于是我和寨子里的头人商量,请他们帮助抬担架。没想到如此顺利,村里的头人轻轻说了一句傣话,立即来了两个傣族小伙子,抬起施成的担架就走。天黑了,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寨,那两个傣族小伙子不走了,他们在路边对村里大声喊叫:“赶玛玛!———赶玛玛!”说是要叫另一批人来换班,哎呀,这怎么行?这么喊叫岂不暴露了我们小小的队伍?如果招来敌人,我们是顾打仗呢,还是顾护送伤员?我毫无办法,只好十分警惕地等待着,才过了几分钟,另外两个傣族小伙从黑暗中走140来,二话没说,抬起担架就走。就这样一村一寨地传递接力棒那样交替着抬担架。直到半夜,终于到达仙鹤街基督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