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平常的法典，也往往对大族宽容，对寒贱无所纵赦，士庶界限分明。西晋泰始三年（267年），司隶校尉李憙上书弹劾故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其谥”。晋武帝却下诏说：“友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四人皆侵占官稻田，犯罪性质相同，但因县令刘友官卑地寒，结果被处死；山涛等人是世族，官又做得大，却对之不闻不问，任其逍遥法外，晋武帝用法何等泾渭分明。司马光对此评述说：“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63]司马光批评晋武帝用法“避贵施贱”是对的，但却无法揭示出晋政权维护门阀士族特权之阶级实质，这就不是简单的“政本不立”的问题了。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士族之法律特权有增无已。元帝太兴元年（318年）十一月，御史中丞熊远上疏曰：“……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64]就连大士族本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政权纵容豪强、施法寒劣的既成事实。庾翼在给兄冰的信中说：“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则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强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令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指王导）之惽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65]前举庐陵太守羊聃无端杀害郡民简良等二百余人，仅免官而已；而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66]。对比何等鲜明。南朝梁武帝施行宽政，处处优容皇族子弟和士族大地主。《隋书·刑法志》称：“（梁）武帝敦睦九族，优假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一次，梁武帝出建康城，一老者拦路指摘他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67]但他置之不理。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统治者在法律上避贵施贱的共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