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像
一、“性即理”耶？“心即理”耶？
对于明代理学的发展，乃至整个明代文化的发展来说，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以及随后在社会中广泛展开的心学运动，无疑是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它不仅打破了明初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中的一统局面，还由此揭开了一个时代文化论争的帷幔。
正如第一章所述，明代号称“以理学立国”，其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行政手段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地位。所以明初以来，学术思想一直别无创新，黄宗羲指出：“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一‘述朱’，彼一亦‘述朱’耳。”[2]如当时被称为“文臣之首”的金华学派代表宋濂便是程朱的崇拜者，他的得意弟子、人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在洪武、建文时期被呼作“程朱复出”[3]。明前期的其他几个大儒亦多如此，像曹端“能守先儒之正传”，有“今之濂溪”之称。
到了明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部分学者、文人已意识到保守僵化的程朱理学已无力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开始对理学进行修正。生活在明王朝由盛转衰的理学大师薛瑄，在“恪守”朱学的同时又对它进行突破，强调理气不可分先后，主张“以复性为宗”，提出了“从事于心学”的口号。与之同时的吴与弼也兼采朱陆之长，将心学杂入朱学。至其弟子陈献章创立白沙学派，便突破程朱理学的桎梏走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门径。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4]但是陈献章仅一布衣，政治上极其平凡，其学又一味主静，“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理论不十分系统精密，所以社会影响不大，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只是从明初理学的“述朱期”向中明的“王学期”过渡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