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我没有马上回到哲学教育，过一种大学生活，我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一直服务到1947年年底，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是由工党组阁的。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欧洲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时期，以作为对纳粹主义和与纳粹主义相妥协的一种回击。1949年夏天，我在巴黎从事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反应的准备工作，这通常被称为是欧洲趋势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行动阻止了普遍的贫穷和经济衰退。我对那个时期印象深刻，而且我仍然对适用于政治和历史变化的这个趋势转折点比喻印象深刻，它正好适合描述前5年时间的情况。在欧洲历史的所有黑暗时期中，1789年和1917年是我特别关注的两年，这两年好像仅仅在设置政治发展的重复形式。我们期望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更长时间的革命或接近革命的社会变革。但实际上，随着对进步和革命的渴望逐渐增加，这个趋势来到了，随着对和平和安宁以及对安全的令人疲倦的号召，这个趋势又消失了，而且只有偶然而起的洪水打断这个自然的节律，淹没了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