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失事求似”还是文化折中乃至话语“妥协”的产物。在语言表述上，郭沫若显然比他的西方同行们更加注意语言的策略与技巧，并注重将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的衔接。所以他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学家和史剧家的任务毕竟不同，这是科学与艺术之别”的同时，又进一步强调：“史剧既以历史为题材，也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他认为剧作家在下笔之前，对于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时代的风俗与制度等等，“总要尽可能的收集材料，务求其无瑕可击”。甚至还提出了“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的主张。[8] 可见郭沫若对中国文化中深厚久远的“史官”传统，有着深切的认知与体验，也顾及到了现代中国文化界对“历史真实”的高度推崇。所以他强调史剧家在“大关节目上”，绝对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
语言技巧的圆熟，文化视野的广阔深远，再加上郭沫若本人天才般的创造性思维，以及他在当时文艺界的巨大影响力，决定了“失事求似”成为现代中国历史文学创作中最为人称道的理论概念。直到今天，“失事求似”仍然是现代历史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理论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