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在把“自立、自治、自卫”作为“乡村师范”的既定模式的同时，以“乡村师范”的“生产力”为课题。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38]这就是对传统教育，本本主义的直接批判。“生利”即产生利益，它可同“生活”相结合，作为“生活”的既定方式，已显示出而且也意识到“生利”这一点。
因此，以“生产力”实质为基础的“自立、自治、自卫”和“生活”既定方式的“生利”结合，提出了“生产力和武力合一”的思想概念，陶说：“深望诸同志努力合作，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和武力合而为一。”[39]
这一认识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生活问题。正如说过的那样，“自立、自治、自卫”是农民应该掌握的“生活”基础。“生利”是“生活”的既定方式，必须教育农民，也要求“乡村教师”，告诉他们这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这两者相结合的“生产力和武力合一”，而以“生活”为基础，一面以保障“生活”为条件，农民是“生产力”和“武力”的主体，而且被放在两者“合一”的主体位置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武力合一”，又以“生活”的各个既定方式来进行反复地实践。虽然当时的陶还没完全摒弃经验主义的观点，可他却采用了这种独特的形式来理解“生产力和武力合一”与“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