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当权开始到1936年，我是牛津大学波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的一名大学生，在学校我就决定哲学是我的主要兴趣，当代政治是我的第二兴趣点。对于那时的大学生来说，不去思考世界范围的萧条是很难的，那时把咖啡倒进大海，销毁食物，而与此同时在工业化城市中，到处都是饥饿的失业者和他们饥饿的孩子。在冬天的大街上，常见到没有穿鞋子的孩子们，而鞋子制造商却正在解散工人，因为工人们卖不出鞋子。与此同时，希特勒追求实现他先前宣布的世界征服计划而使德国的失业人数锐减。根据这些情况，人们很自然地推测，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增长的不合理时期，这种增长的不合理导致最后全面战争的自我毁灭，“全面（total）”这个词的重现表达了20世纪中很多典型而又可怕的事情。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已经不得不考虑完全相互联系的世界，而不考虑那些相关甚少的少数受庇护的角落，在这些角落里，不相关的和不受干扰的生活方式可能安全地得以继续，如同安东尼[1]治下的罗马帝国，或18世纪的欧洲那样受到持续庇护而继续存在的角落一样。
许多大学生把这一战前时期称为战前年代，我们对战前年代的道德要务还要加上其他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是唯一的范本，仍然在政治思维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发挥作用的重大程度如同19世纪的进化理论一样。这种历史理论过去没有受到过怀疑，现在也仍然没有被怀疑过，尽管他们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大学生们通常认为自己有能力去鉴别、选择他们在衰退的资本主义中的未来作用。人们经常连续不断地问“你站在哪一边”，同时附带的假设是，东西两边将要展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已经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