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他反复说起“侧身”一词。他终其一生没有“正面走来”，而是在所有时代“侧身而过”：他在自己的时代——1957年和1966年主动选择“侧身而过”，“让‘巴金批判小组’的才子才女们去‘独领风骚’吧”；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二十多岁的北岛领衔“崛起的诗群”正面走来，他是其中唯一的“两个二十岁”的诗人，沉默地“侧身”在边缘；1986年以后，高喊“Pass北岛”的“第三代”诗人们也成群结队地正面走来——他则“侧身”在队伍外面冷静审视……他反复说出这个词，是为自己注定的历史位置而唏嘘，还是甘愿为自己的选择承受形单影只的命运？也许，二者皆有吧。
我钦佩他的胸襟。对于“Pass北岛”的喧嚣，他全然反对：“谁能Pass他们？他们做了本应由我们这一代人做而没有做、不敢做的事情……是他们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且，因为他们，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回声才没有因穆旦们的沉默而成绝响……这是不能随意Pas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