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启蒙运动将道德世俗化，也使人对道德判断作为神法的公开表达的地位产生了疑问。甚至康德，尽管他仍然将道德判断理解为一种普遍法则（即它是每一个有理性的行为者为自己所立的法则）的表达，也不再把道德判断视为这种法则所要求或命令的东西的表达，相反，道德判断本身就是绝对命令。而绝对命令是不容怀疑其真假的。
在迄今为止的日常谈话中，人们习惯于说道德判断是真的或假的；可是我们凭什么说一个特殊的道德判断是真的或假的呢？这个问题始终缺乏明确的答案。如果我所勾勒的历史假设是真实的，那么上述境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道德判断不过是古典有神论的各种实践的语言残存物，而且它们已丧失了这些实践所提供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道德判断的形式既是假言的，又是定言的。就其表达了“何种行为在目的论上对一个人是恰当的”这样的判断而言，它们是假言的：“如果且因为你的目的是如此这般，所以你应该做这做那”，或者“如果你不想使你的基本欲望受到阻挠，就应该做这做那”；就其传达了神所颁布的普遍法则的内容而言，它们又是定言的：“你应该做这做那：这是神的法则所命令的”。但是，如果把那些它们所赖以成为假言判断和定言判断的东西都剔除掉，这些判断还能是什么呢？道德判断丧失了任何明确的地位，而表述这些道德判断的语句也相应地丧失了无可争辩的意义。这样的语句就成了情感主义自我的表达形式，而情感主义自我缺乏这些语句原来所根植的语境的引导，也就丧失了其在这个世界中的实践方式和语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