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民族的自强，要靠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军事的保障、科学文化教育的进步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史学在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国民的民族精神方面，确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实是中肯而紧迫的呼声。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来看待《新史学》的发表及其历史价值，似应特别关注于此。
从学理上看，《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上，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它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之旧史”，倡言历史哲学的重要，强调发展史学对于民族自觉自强的必要性。
中国史学有3000多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典籍和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有优良的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整体面貌，为世界各国所仅见。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史学本是历史的反映。历史变动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提高了，史学自亦随之而有所变革。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之一。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频频武力侵略下，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中国人也加快了对外国尤其对西方各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它们的文化各领域的研究。因此，《新史学》的立论，多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史学为依据，进而结合中国过去的史学和作者的认识而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