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上述的一系列政策，才使康熙前后期的社会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农业和商业彼此相互促进，得以共同民展。如苏州在康熙初“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藉”“机工星散，机户凋零”。松江“布号纷纷歇业”。到康熙中叶，苏州已经面貌一新，“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阊门内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汉口“舟车辐揍，百货所聚，商贾云屯”。即使在边远地区的东北宁古塔，亦“商贾大集”“街肆充溢”“货物商贾络绎不绝”。
虽然康熙皇帝曾在晚年有海禁和矿禁政策，但是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其统治的稳定，在政权与经济发展之间，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康熙皇帝必然选择前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上，康熙皇帝在其为政生涯中，确实在安商恤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才开创了“康乾盛世”的新局面。
治奢尚俭
康熙皇帝认为“自古帝王治定功成，尤加意于人心风俗之所尚，以图万世治安之本。维时礼教明于上，仁让兴于下，俗重敦庞，人多谨悫，国计丰裕，而比屋盈宁，四方清晏，而川岳效顺”。在他看来，良好的社会风气的树立是保证民生安定的重要前提，“夫淳厚以立德，节俭以足用，厉俗之良规也。而民心日偷，浇漓益甚，何以使孝友之行笃于门内，奢淫之习绝于里闻欤”。